• 江南杂志2019年论文征稿中
文学论文

全球化视野下关于西方哲学与 中国哲学关系的思

时间:2019-08-19 15:20:13  来源:江南杂志社 

21世纪是一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新世纪,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大发展、大融合,必然导致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和中国哲学的西方化现象日益趋增,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如何认识和处理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相互关系,不仅是西方哲学中最重要的一个论题,而且也应引起整个世界哲学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多年来,我国哲学界对此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始终未达到共识,为此,深入探讨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立足马克思主义哲学整合中西方哲学是科学的认识它们之间关系的逻辑视点

对于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关系问题,经历了艰难的认识过程,由最初根本拒斥西方哲学到自觉吸纳当代西方哲学,应当说比较明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然而,由于哲学学科概念之间的差异,西方学者自黑格尔直至今天的德里达,都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多年来,这便引起了有关“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并成为当前国内哲学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2004年初,《学术月刊》、《文汇读书周报》联合评选出2003年度中国学术界十大前沿热点问题,“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讨论赫然位列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江汉论坛〉 2003年都刊登有关文章,将这一讨论推向了高潮。他们主张,中国哲学走出危机和超越合法性问题的出路肯定不是照着、接着西方哲学讲,而应“自己讲”、“讲自己,,,要‘极大自由地发挥中国哲学的原创力”,“自立标准,以中解中”;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思想,与哲学方法上的西方中心论抗争”[1]。随后《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对相关学术文章的转载,则在学术界引起了更大的反响,使得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众所周知,在五四运动期间,在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追求真理,以西方真理为真理的情境中,中华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发生了全面碰撞和会通,在‘哲学”一词被引进中国后,如何认识和整合中西方哲学的问题就被提了出来。兼治汉学和西洋哲学的冯友兰对蔡元培所提出的构成中国哲学的“适当的形式”做了进一步阐发,他主张“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然而“这样的叙述不可避免地要把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加以肢解,即将中国各种有机整体性的学问分解打碎,把 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拣出来,舍弃不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重新组装。这样组装的结果,不仅中国学术、思想或哲学的活的生命终结了,而且按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的中国哲学史,只能是西洋哲学的产儿,而非原本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在后五四时代,人们对于中国哲学的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哲学的“近代化”和“民族性”问题。从当时的哲学发展来看,正确解决这个问题是十分困难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旧秩序的崩溃和新秩序的寻求,资本全球流动导致的经济全球化,卫星电视与互联网导致的信息全球化,更要求一种世界性的哲学突破,不能只是围绕着民族哲学而重铸自身的新哲学。目前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其实质还是这个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哲学通过分析和改造,扬弃其已经过时的内容和成分,发掘其中具有超时代意义的成分和内容,发展到现代及当代意义上以后,已经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融合,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传展到马克思主义哲学阶段,这也标志着中国哲学向现代化、世界化迈进了一大步14。因此,中国哲学界完全没有必要大声疾呼,当西方学者喊‘此地无银”的时候,我们更不必充当“隔壁王二”,把关注的焦点与其说放在历史上“中国哲学”之有无,不如说放在“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中国哲学”作为一种形成于20世纪的话语系统和表达方式,是否真正接得上中国传统思想的历史脉络和精神土壤?经过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哲学”的现代发展是否真正成就了这样一种学问系统和思想形态:它既是“中国的”也是“哲学的”。就象郑家栋教授在《“中国哲学史”写作与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困境》中所说的,“中国哲学”是否真正具有了“中国的”魂魄,从而能够对于人类的当代境遇及其问题做出某种原创性的回应,而不只是成为西方哲学的赝品与应声虫[\2004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等单位共同举办了“重写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创新”学术研讨会,试图在总结前一阶段反思成果的基础上,将注意力由对百年来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历程的反思转向对重写中国哲学史的各种可能的模式和话语的探寻,强调中国哲学要“从全球着眼,从本地着手,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反映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哲学力图走出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与西方文化普遍主义二元对立的理论态势,标志着中国哲学研究自我反思的进一步深入。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多种哲学形态在相互接触和碰撞中出现的更“言之有理、行之有效”的新哲学形态,它具有深度的开放性,以整个世界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十分注重实践的作用,这是我们确立中西哲学交流的真正的切合点。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批判性审视和更新了原有的哲学观念、哲学概念、哲学命题,创制和运用了一批新的哲学研究方法,以对人的主体性关注为轴心,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性的深入反思和全面阐释为重点,以哲学体系的整体建构为统摄,以对各分支哲学的深入探析为标志,经历了由分到总、由静到动的全面反省和探索过程,从单纯地强调中、西哲学的对立中解放出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笔者认为,学科规范的和谐统一应是中西哲学融合的逻辑起点:遵循共同的逻辑规律、使用相同的文本符号、树立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和合才是整合世界各国哲学的根本出路。当前,我们“办好自己的事情”就是要尽快细致地清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和东方社会的实际,充分吸收世界各国的认同经验,融合多样化的认同观念,扩大东方文化的认同空间[6,继续沿着这个“过程”胜利前进,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囊括人类的全部智慧,成为真正的世界哲学。而且,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吸收中西哲学精华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它又反过来给各国的区域哲学的完善与变革提供直接或间接的指导。

二、判断鉴别中西方哲学中合理成分的理性标准是价值取向

世界文明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创造活动的结果,是不同民族文化互相交流、相互融合的结果。价值取向一致应当成为判断鉴别中、西方哲学中合理成分的理性标准。由于各人的哲学观不同,在如何拓展哲学概念、内容、体系和研究方法上各有不同的思路,但在全球化条件下,在日益频繁的价值比较与价值筛选过程中,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内在联系才得以巩固和强化。

目前在我国哲学研究中,基本上可以说是由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组合而成的总体格局,而且三者之间的融通、整合程度还极为有限,人们对如何处理好中西方哲学的关系还没有达成较为满意的共识。笔者认为,中西方哲学各有特点和优劣,有必要在比较和分析中加以扬弃和整合,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就是世界的哲学,我们所应遵循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思路方法应该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自觉克服“自我中心化”倾向,先求其异,后求其同,再彼此互相解释,做到哲学研究的世界化,在范畴体系和形式系统方面与世界哲坛通约、接轨、对话。这种中西方哲学之间的互动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为我们今天的理论思考和理论建构工作提供一种重要的资源,能够做到在哲学研究中真正贯彻一种人类境界、全球视野和世界胸怀,最后趋向一个整体哲学的观念和系统,从多样性中锻造统一性。

现在的问题是,在文明对话与文化交往中,我们能否用西方哲学的标准、框架、方法来衡量和解读中国哲学?由于在全球化时期,“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7。全球哲学,成为世界各国的民族哲学的总和,是思想的百花园,体现出统一性,而不是以某国、某民族、某地域为核心的单一哲学8。这个论断可以使我前哲学研究中提出的一些不能回避的诘问,为当前中国哲学的存在寻找“合法性”。我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已经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思想。当我们把中国哲学纳入西方哲学概念范畴时,改变的不仅仅是外在的形式。哲学在中国社会中的涵义要宽泛得多,它是存在的、入世的、务实的,与文化发展和历史脉络之间有着直接的关联性,中国哲学的普遍性不仅在于它是否提出了某种或某些与西方哲学相应的概念,而且在于它承载了一种古老文明的核心价值,这些价值对于回答困扰人类的一些永恒的问题和理解人类的当代困境,都将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因此,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将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整合起来,建构一种有世界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而不是人为地在此两者之间绝对地分出孰高孰低。


    中国哲学现在要做的,不是沉浸在以往悠久传统的辉煌中,试图从中找到解决时代问题的“济世良药”,也不是甘于一种“边缘”的落寞,应将中国传统哲学所蕴含的哲学问题、独特的方法和价值进一步发掘出来,为解决人类自身发展和现实问题提供来自中国传统哲学的独特智慧。中国哲学的危机性问题归根结底恰是中西方对价值的认同问题,因此,对危机的思考和解决必须与价值认同的建构联系起来,价值的认同代表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中国古代的文化巨匠们大都持守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名;为千古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道德主义立场,都崇尚身体力行。现代科学技术的兴起使西方的法纪、秩序、宗教和传统已陷入危机,当代社会生活已把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凸显出来,要在中西方哲学相互碰撞中,趋向一个相互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如果说中国哲学存在危机的话,那么,危机往往与机遇、转机相伴随,当前对中国传统哲学源头如原始儒学、原始道家思想等的发掘,对周易的现代诠释,以及“新儒学”研究等,使我国内地的哲学研究与我国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欧美的中国哲学研究相呼应,融为一体使对中华民族优秀思想文化资源的发掘为一种区域性以至世界性的课题。在当代由毛泽东、邓小平所建构的有中国特色的哲学形态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产物,是真正现实的哲学,是世界共产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全新形态,具有普世化的伟大意义。

总之,只有坚持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度,在与世界其它哲学形态的冲突和融合过程中找到适合自

得到培育和弘扬,才能充满自信地建设属于我们自己的新文明,化解中国哲学的危机。“只有这样,古老的中华民族才能逐步告别无比辉煌的,然而也是无比沉重的昨日世界,在全球化的时代,以世界公认的姿态去拥抱理性的、自觉的、创造性的人生”[11。

三、汲取中西方哲学精粹的基本方法和途径是取代、更新和补缺

长期以来,中西哲学研究中共同存在的一个问题便是几乎都从对方的片断引用来求证两者的关系或以实证法的随意摘取来验证预想的理论假定,所以,引起前面的争论,其主要原因在于对问题的提法过于简单而且错误,如果不是从形式逻辑出发,而是实事求是地进行缜密的研究,便可知道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中国哲学既要“知己”之哲学核心灵魂,明中国哲学新理论思维形态创新转生的内在根据和演替脉络,又要“知彼”之哲学核心灵魂,明世界哲学(包括西方哲学等)之思潮演变和发展之大势。哲学家视野中的全球化就是指世界范围内起作用的文化的生长与加速发展的复杂的整体过程,是世界各国的民族、文化不断地进行跨国综合的过程[12]。在上个世纪初,王国维提出的“学无中西”就是要确立一种世界哲学的观念,并从世界哲学的角度,考察、定位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笔者认为,中西方哲学都是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在全球化时代,要相互汲取精粹,经过各自内化做重新调整,这才是人类思想和人类生活走向新时代的必经之路,将使双方都能获益。具体方法和途径是:

1.取代。当识别出某哲学内涵符合人类价值取向准则,而另一哲学内涵却与之背道而驰时,要以前者自然和谐地替代后者。由于中国哲学最大的缺陷是“缺乏概念的规定性”,如“科学”、“理性”、“思辨”、“实体”、“客体”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研究自觉地强化了概念建设,借用了一系列西方哲学中的概念,使中国哲学由整体混沌的不分化状态走向分化,科学技术哲学、伦理学、美学、逻辑学、宗教学等一批分支哲学逐渐得以恢复或建构,取代了以往哲学研究中单一贫乏,缺乏分化,带有整体混沌色彩的情况,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哲学学科群。例如,长期以来宗教被片面地理解为人民的精神鸦片,受到压制和禁止,随着教信仰自由的实施,宗教学也作为一门分支学科而得以确定并得到承认,对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道教等具体宗教的研究正在深化。西方近代以来的思辨哲学由于人生问题的凸显而受到挑战,注重吸收中国哲学成果,代之以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哲学。因此,从中西哲学的总体发展趋势来看,各民族、各地域的哲学都有自己的特点、优势等,都有所值得吸收的东西。我们要以一致的价值取向作为判断依据,进行综合识别。

2. 更新。当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都符合世界哲学之意义和要求时,如果其中之一更具有实质合理性和科学性,更具有世界哲学价值,则成为价值位级较低的另一类哲学完善与更新自我的事实资料,它与第一种情形的最大区别在于关系双方都具有合规律性、本质性和合价值性,只是价值大小不同而已。例如近代中国的佛教哲学从印度传入,佛学不仅被吸收到中国传统中来(从而丰富了中国传统)在中国形式的佛教哲学中产生了新的认识和新的成果,如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不论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理解还是在对各种具体问题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还开辟了一大片全新的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当代更新创造了条件。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哲学的又一伟大成果集中体现在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上,它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深入当代中国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的同时,获得巨大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典范。在西方哲学界,其根本看法植根于中国哲学观念之中、尤其是植根于强调整体作用的《易经》哲学之中的诠释学是一项范围很大、涉及面很广的新的重要的学术研究,是对目前西方哲学思潮的一次最大更新[14]。总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改革开放的深化,不断更新我国的哲学文化传统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要不断地吸取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做到与时俱进。

3. 补缺。每一种哲学的发展都需要各种哲学的相互补充和彼此支撑。当一种哲学体系中的某一方面在另一种哲学体系中出现空位,哲学的价值标准的功能便不在于进行价值取舍与评优,

而在于将判别为与之符合的此一哲学内容供给另一哲学体系的资源基础。西方哲学十分重视理性思维,中国哲学则特长直觉思维,只有中、西哲学合理结合,相互吸收,查缺补漏,才是推动当代世界哲学发展的合力,才能推动哲学的向前发展。例如,哲学家们立足于新的时代高度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辩证法,发掘中国传统自然科学,吸纳西方科学哲学,诠释现代新技术革命的科学意义,对现代系统科学进行方法论提升,对科学技术及其社会功能和效应进行全面思考等,使我们在这方面更充实。在西方,近年来,围绕着对工业技术文明的反思,对人和自然关系再认识、生态环境、人类中心主义,克隆现象等全球性热点问题的讨论,使人类面临诸多困惑,中国哲学与文化讲天人合一、追求智真善美的统一等补缺了西方哲学中这方面的不足,对于中国哲学的世界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总之,只有正确处理中西方哲学的相互关系,彼此给予哲学以深层自由,向各种有生命力的内容和方法维度开放,不是关起门来“自言自语”,而是深化我们对于“哲学”的理解,取代、更新、补缺,以长补短,相互提携,摆脱和真切超越目前仍然普遍存在的“中西之间”的格义状态,才能为人类未来光明远景提供坚实的基础和完善的归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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