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见证]抗战老兵:我所知道的杭州飞机制造厂
作者:朱亚泉 \ 孙昌建  来源:《江南》2015年第4期 点击量:7496


口述:朱亚泉

记录/整理:孙昌建

 

 

引 子

 

我第一次坐飞机还是在笕桥,坐一架小飞机去温州,那感觉不是飞机在飞,而是我的一颗心在飞,以前我写诗时总说一颗心在颤抖,那一天是我的身体和飞机的身体都在抖呢。

后来渐渐知道了一点有关笕桥的掌故,但在杭州这个不温不火的地方,掌故实在太多了,正如批评家吴亮当年在西湖边说的,随便踩一块砖石那都是一段历史,所以有关笕桥的历史,我并不怎么在意,因为一度我以为我还很年轻,写诗还来不及,哪有工夫去消磨掌故。

直到有一天我淘到一本《笕桥英烈传》的影碟,那是台湾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一部主旋律电影,主人公浓眉大眼,美女也都是邓丽君凤飞飞出道时的那种风采。当时台湾出品了这样一批反映国军抗战的电影,我后来也收了不少,正如我也收香港邵氏出品的老电影,虽然我早期以为邵逸夫只是做医院的。

再后来就在《万象》杂志上读到了空战英雄刘粹刚和杭州临平小学校长许希麟的爱情故事。前阵子曾有朋友怂恿说你为什么不写一个中国版的《廊桥遗梦》,我说我早在准备了,但那至少也应该叫《笕桥遗梦》吧,而且重点也不在于战争,而在于“只因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在电影《笕桥英烈传》中高志航就说过刘粹刚和许希麟的,说“他们是在火车上相识的”。

而高志航自己的爱情故事,就远比在火车上认识还要来得复杂了。

直到我终于走进笕桥的醒村,这个曾经的中央航空学校,走进美龄楼,走进校长室,战史陈列馆,走进历史的风云尘烟。2006年这里已被国务院列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可能是在军事管制区的原因,所以很少为外界所知道。1931年到1937年,这是国民政府中央航空学校的所在地,著名的八一四空战就发生在笕桥上空,后来这一天成为中国空军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央航校被迁往昆明巫家坝,胜利后又迁回杭州,著名作家高阳就是在那时入伍成为文职人员并随后去了台湾。

“八一四,西湖滨;海风怒吼山岳倾,浓云如墨天地昏,血溅何兮我雏鹰……”为了了解更多的史料,也为了能够到现场去感受一种气场,这一年里我又去了南京、湖南芷江和云南腾冲寻访,我开始写作跟笕桥中央航校和八一四空战相关的文字。在这个寻访和写作过程中,我又“发现”了在航校的边上还有一个当时中国最大的飞机制造厂,时称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可以说是当年杭州最大的“国企”,不,其实是一家中美股份制公司。而后我又从报纸上看到,南京有一位98岁的老先生在2014年来过杭州参加相关活动,于是我便寻着线索跑到了南京江宁区将军大道上的一个住宅小区。

我知道,我的寻访和写作除了能留下一点点文字之外,还因为是涉及抗战及抗战老兵,所以还带有一点跟时间赛跑的意味,因为太多太多的当事人已经不在世了,用朱亚泉老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他们都已经“凋零”了,亲耳倾听老兵的述说,越来越成为一种奢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也是幸运的。

2015年1月27日上午,我敲开了朱亚泉老人的家门。我见到了一位健康乐观又善谈的老人,他穿着一件印有抗战老兵字样的棉衣,其乐观和健谈远远超出了我的想像。女儿朱惠玲说老爸得知你们要来,一大早就穿上了这件衣服,一直在等。


    朱亚泉老人谈笑风生


朱亚泉老人生于1918年,杭州人,一口杭州的官话,今年已经98岁高龄了,这也是我此生第一次跟如此高寿的人面对面地聊天,他吐字清晰,耳聪目明,尤其是一口杭州话,令我非常亲切。我以前觉得杭州话不太好听,尤其是60岁以下的人说出来,感觉是十分的生硬,但我注意到七十岁以上的人说起杭州话来,分明多了一些婉转,我后来只能这样解释,因为这些人生在民国,牙牙学语时也在民国,不像我们这代人是生在“文革”,其腔调也自然带上了时代色彩。

我跟同去的南京朋友老克说,这也是我们沾了福气。老人平时和女儿生活在一起,今天因为我们的到来,他的儿子也过来帮忙买菜做饭。

采访接近中午时,当我放下笔抬起头喝茶时,突然看到窗外已经飘起了鹅毛大雪,我突然叫了一声“下雪了”,我觉得这真是一种喜气的瑞雪,后来我们就着雪景,喝起了白酒,朱老胃口喜人,他不时地劝酒挟菜,把我们当作小辈看待,还不时地问我要不要喝黄酒。他讲述时十分注意用词,他说比他年岁大的都已凋零了,他用“凋零”一词,用得非常含蓄和准确,让人想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但朱老的生命力却像常青的松柏一样。他说他一定要把知道的告诉我,让我去写下来……

这是我2015年看到的第一场雪,这是我得到有如神助的一顿酒。

下午起身告别时,朱老握紧我的手一再让我再去南京,他还悄悄地对我说:要谨慎啊,不知上头怎么看我们这些抗战老兵。他还让我带话给杭州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飞虎英雄吴其轺的儿子吴缘,说要让他保重,他说有人看不得抗战老兵的好,我是技术好才活到今天的……朱老说这些话时,几近哽咽,但他紧握着我的那只手是温暖且有力的,正如他劝酒时的那一句:“你不开车,多喝点,干!”随后他一再对女儿说,让她去菜园里摘点蔬菜让我带回杭州,他一遍遍地说 “大蒜,大蒜一定要拿去!”这突然有了一种此种采访很少出现的喜感。

“一回生,二回熟,我们做个朋友!”走出朱老家时,我一直在回想这句话,这是一句多少温暖的话啊,在雪天里,在我写作的生命里。

回杭州的动车上,我就开始听朱老先生讲述的录音,这时窗外掠过的一幕一幕就像是一部黑白电影,这中间有岁月的沧桑,也有空白和遗忘,有跟我们的生命、祖国的生命休戚相关的一切,朱老的经历见证了中国空军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的一个过程……

以下根据朱老的录音和文字整理而成,因为毕竟年代久远,某些人名可能只是音同而已,在此说明。

 

   1935年朱亚泉(右)和魏应鹏在杭州合影




一、我的胸牌号是373号

 

我小时候是在杭州梅花碑斗富二桥河下19号居住,据说这个地方以前是南宋宰相秦桧的住处。小学我是在杭州佑圣观巷小学上的,初中是在皮市巷里的宗文中学,校长叫钟毓龙,据说是前清时的举人什么的,他治学是很严谨的,学校内有花园,有小桥流水,花园名为“南园”,我们的校歌上有这样唱的: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我因为考试成绩好,第一年是免学费的。我上面有一个哥哥,哥哥是学法律的,后来在上海工作,他小的时候就“过继”给别人家了,我从小是跟母亲生活在一起的。母亲在抗战时与姑母一起逃难到浙江的富阳,以后得知在该地遇到日本兵,姑母被强奸后杀害,母亲躲在坟墓的石碑后面逃过一劫,八年抗战期间母亲靠做针线手工,给别人家翻丝绵袄的微薄收入勉强度日。

我读初中的学费是一个有钱人家的侍女给予的,读初中的整整三年,每天中午就是在学校边的小店吃光面条度过的,初中毕业后就到杭州火车站的修理工厂学技术,每天干的活就是拿锉刀挫工件,那时手握锉刀一挫就是几个小时,挫得手都红肿了,回到家母亲见我又红又肿的手眼中含着泪水非常心疼,但她还是对我说:儿啊要吃苦记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理解也清楚母亲把我养大的不易,这是母亲对我的教诲,我想我一定会认认真真刻苦学习的,当时我心里就立下决心一定要把技术学好,要让母亲看到儿子长大成人,可以担负起家庭的责任,儿从现在起要孝敬你,不要你再没日没夜地给人缝补。

1935年的春天经我的远房舅舅陈行之的介绍,我进了中杭厂做学徒,陈行之当时是中杭厂工具设备部的主任,他的副手是魏应鹏,他以后去了垒允中央飞机制造厂任工具部的第一把手,垒允厂被炸停工后他又去了香港中国航空公司,1950年香港起义时他是起义的主要负责人,之后到江西南昌中国航空公司分局任副局长。


  中杭厂主要厂房


中杭厂的全称就叫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那一年我17岁,一开始就在机翼部工作。这个厂是中美合资的,我的指导老师也就是主管、车间的第一把手,他就是我的美国师傅,英文名叫MR.FRANK  LECKELL(莱克尔),他大约40多岁,他最大的特点勤勤恳恳,工作认真一丝不苟,他从来没有训斥过我,非常的慈爱,他在美国的住处是:BFDFORD  696  A.V.E  NEW  YORK  BROOK  U.S.A,这个我永远记得的,你问我有没有去找过他,我怎么敢找他。以前有一句话叫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我怎么敢去找纸老虎?

机翼部也还有一个中国领班,他的名字叫兆景韬。其他中国师傅个个都是能工巧匠,都是从上海、杭州招来的,他们按技能排名如下:1号徐福林,是个模型工,近60岁,当木质铸模按图刻制时他对所浇铸金属的材质收缩力都可以估算出来,清楚并能矫正原图的缺点,特别棒。2号竹兴富师傅,40多岁,是模型工之最,也特别棒,但和徐老师傅比起来还欠一些火候,他们的工资都在100多元以上。进厂的第一个月,竹兴富师傅就带着我对每一部机床的性能作用和原理及要注意的地方、操作程序等一一讲解,特别是对机床有人身伤害的这一点说得非常清楚,这对我一生来说受益不浅。

当时在机翼部的学徒除了我之外还有3个人,他们是张松林、白耀庭、陈理棠,都是初中毕业的,进厂时也都是有厂里的上层关系推荐而进厂的,也都是1935年左右进的厂。

我们上班是穿工作衣的,我们上班进厂是要在专门打卡处打卡,管理人员只认你的这个工号,工厂人员数都在卡箱上一目了然,工人上班须佩戴胸牌,我的胸牌号是373号,美方人员找工人都是按号叫唤。中方高级工程人员穿黄色大褂,背上有用丝线绣的飞机型及编号,中级职员穿蓝色大褂背上印有飞机型及编号,美方人员因中文掌握不好弄不清楚中方人员姓名,为便于交流和管理,我们上班时都要挂胸牌号,有事情需交流就叫我们的工牌号。每天早上一上班的准备工作,师傅就先告诉我今天要做些什么工作,一般都是我先要填写领料单去领用所有材料,把一天要做的事情都准备好,把零部件都领好。

 


二、告诉你八十年前的飞机是什么样子的

 

这里我先要跟你讲讲八十年前的飞机是什么样的,一般都是钢、木结构的,那时大部分的飞机机身是钢管焊接的,其他就是木质的部件,如机翼、副翼、直尾翅、方向舵等均用高强度的白银松制造,这白银松先要锯开看看有无节疤,没有节疤才能使用。这种木材都是从美国进口的。

我主要管所有的机床,锯床非常大的,环状锯条共有十几米长,焊接后在两个主轮上转,飞机的木头大梁都要通过该机器来锯,环状锯带断了后要进行焊接,由于长度短了又要重新调整母机两轮之间的距离,有时调整机器要工作到深夜。还有刨床,3米多长的主梁经过刨平还要镂空中间的部位,这两个工作母机都是从美国进口来的,坏了一台就要停工,我每天提心吊胆地伺候着它们。

机翼的主梁,还有肋,就是飞机的翅膀,均需用一种胶水进行胶接,这种叫k.s.o胶水,超过一个小时就不能用了。假如今天木工要加工,要粘接了,马上打胶水,打了马上用。胶水跟奶粉一样的,用一个小机器,打半桶,超过时间马上不要。打胶水是我的事。这个胶水是很好的,胶接木零件、检验试片等,在实验台上即使木头拉坏了,这个胶水却是拉不开的。

后来改进的飞机均用铝合金的,机翼上的铆钉要热处理后才能用,什么批号的铆钉,什么时候热处理的,用在什么部位,都要记清楚,以便有问题时进行拆换拿去热处理,领回来,这都是我们学徒的工作。焊接热处理部门的中国领班叫金超,号称焊接大王。

这个厂里的工人,都是能工巧匠,好些人都能够讲洋泾浜英语,大部分都是浙江人,杭州人、上海人。

机翼部很大,制胶、层板加工,制造的机翼,好了后就需要进行外面蒙布,机翼、主翼、副翼,飞机机身等多处均要蒙布、油漆多次,这些工作都是由汪企远主要负责的,漆好之后水也不怕了。汪企远后来参加了两航起义,以后在北京民航总局任主任工程师。

(朱老一边说的时候,一边用笔在纸上画了一张当年工厂的平面图,一一标出这是什么什么车间。)


  朱老画的中杭厂平面图


我的中国师傅们的工资一百多元,我刚进去的时候24元,以后涨到40元,那时这样的工资水平算很高了。

开始飞机是钢木结构的,翅膀是用木头做的,你们电影中看到的被炮打中飞机就要着火,主要烧的是木头做的部件,以后全金属铝制结构就没有使用木材了。

当时我们生产的飞机是教练机,有道格拉斯,组装的是霍克3,是起落架能够收起来的,之前是收不起来的。当时我们中杭厂,修理并组装了弗利特、道格里斯、霍克2、霍克3、伏尔梯、雪莱克、诺斯罗普等飞机,霍克为主战的阡击驱逐机,诺斯罗普为全金属的轰炸机,这两个机型比较成熟。

还听说在江西南昌青云埔机场有一个意大利支援的飞机制造厂,生产菲亚特飞机,但为数不多,后来就消息全无了。

(朱老在说到飞机的名字时用的都是英语,有几种飞机的型号我也听不清楚。)

我那个时候一进去也是什么都要做的,学几年满师?那时没这个规定的,会做了就好的,没有这个学徒满不满师的问题,一旦会做就马上上手。我以前在铁路工厂里学过钳工, 这个到了中杭厂里还是有用的。飞机机身主要是钢管的,钢管要经过吹沙,清除内部锈迹,然后进行防锈处理,再由机身部门进行焊接。铝制飞机使用的铆钉也要热处理,机身、机翼上打好后的铆钉每颗都要做测试气密性检查,如有漏气的要更换直径加大,统计后要通知生产准备科的主管王成龙安排生产加大的铆钉,少了一颗都不行,这些一开始都是我们学徒做的。一般是每天一上班,就由领班跟我们一讲,全天的工作量如果下班时间到了,工作还未做完就要开加班单,然后说要请哪些师傅来加班,要开加班票。

那时我们的管理机构是在楼上的,包括厂长和监理,监理的名字叫王助,这个人是波音公司开厂时的总工程师,前些年胡锦涛去波音公司参观时,美方还特别介绍的,他就是我们中方的监理,今天可能就叫中方的CEO。当时一般是一个部门一个美国人,大概有十多个美国人。

 


三、我第一次领工资时就流眼泪了

 

那时除工作外,其他一切自理,生活上美国人都是不管的,这也锻炼了我自立的习惯,从工厂到梅花碑的家里也不算太远,每个星期六才回家一趟,星期一早晨就去工厂,第一次领工资是24元,那个激动啊,我记得我还暗自流过眼泪的,除了交6元伙食费和洗衣服等卫生费,我自己留2元,其余都交给母亲,以尽人子之孝。

美方人员都住在工厂边不远处的一栋栋小洋楼里,我们有时被邀请去玩,他们家里什么地方都可去,就是不可入卧室。老师有个儿子和我差不多大,我们在一起玩耍有时还打架,老师一旁看到亦不予理会,我和老师在一起总有一个感觉,如果我的学习赶不上,我就感觉对不起我的美国老师,而我的老师他好像也会有自责感,这就印证了中国的那句古话:学不严,师之惰,我感到为人没有自律之心那什么事都会做不好。我们中方工人的宿舍均是一间间的平房,边上是没有围墙的农村,门是不锁的,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偷盗之事,工人5-6人一间房,练习生2人一间房间以便于学习。中杭厂的工人当时可谓是集中了沪杭一带的能工巧匠,我前面讲到的,如我们机翼部的徐福林、竺兴富是模型工之最。另有一个人称为弱电王的黄福生,他住在老省议会边上老的状元府内,他们的工资都达到一百多元。我们练习生的学历一般为初中和高中生,其中如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民航总局工作的主任工程师汪企远、广州民航局的主任工程师吴敬诚、南昌民航局的副局长魏应鹏,还有沈阳量具刃具厂厂长路茂荣等。

我们一般下班后吃过饭就回宿舍了,因为白天学习的东西要理解和消化,还要学习英文,总的来说是时间不够用,所以没有多余时间干点其他文体活动了。我本人在这时期也养成了良好的自学习惯,这个习惯一直伴随我至今,通过不断的努力和持之以恒的学习,我也曾经取得了一些成绩。

(说着朱老让女儿拿出了一些荣誉证书等,其中有立功手册,还有南京航空工业专科学校等颁发的聘书,这个学校就是现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前身。朱老惋惜地说,还有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都销毁了。)

当时我们的一天三餐都是包给边上的农民的,吃得也都很好,红烧蹄髈、鲫鱼里面嵌肉,还有一个时鲜的蔬菜,卫生包括洗衣服是包给农妇的,吃饭和卫生费加起来就是一个月6块钱,已经很好了。当时货币流通是银元,角子主要是铜板,一个银元可换10个银角子或60-70个铜板,当时一个家庭的保姆也就是5-6元,一般职员的工资如能达到20元就很不错了。


  聘请书


那时候的生活是很单纯的,就是工作和学习,特别是抗战爆发前,我们飞机制造厂和中央航空学校是共用一个机场的,但因为是两个系统,平时没有来往,没有太多工作上的关系,层次也不一样,我们中杭厂就好比是美国人租用了一个场地在此经营一样。

他们航校的俱乐部什么的我也没有去过,包括你说的笕桥镇上我也没有去过,两年多里没有去过,而西湖边是太熟悉了。 

这个厂给我最大的印象是,美国投入了相当的人力物力及财力把工厂管理得很好,为中国训练培养了飞机制造的从业人员,使我们认识了解了先进的工业水平,为中国的民航和空军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中杭厂是响当当的,当时杭州人民很是优待我们,比如去电影院及戏院只要说声是中杭厂的就免票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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