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碎影]再见,马关
作者:祝 勇  来源:《江南》2015年第1期 点击量:4809

 

丁汝昌自杀那一天,公元1895213日,李鸿章接到朝廷的任命,成为大清王朝的议和大臣,赏还翎服、黄马褂。但李鸿章的脸上不见丝毫的喜色,他知道,所谓的议和,不过是城下之盟的好听说法而已。日本要的不仅仅是钱,这一点,没人比李鸿章更清楚。然而倘若割地,不要说朝廷不答应,连他自己都不会答应;至于赔款,户部又拿不出银子。让他去议和,还不如直接让他下地狱呢。

思量再三,李鸿章怯怯地向朝廷提了一项要求——让翁同龢与他同去。整天嚷嚷着打仗的不是你翁同龢吗,如今战败,你怎么变成缩头乌龟了?但翁同龢是绝对不会承担这个责任的,推脱道:若我此前办过洋务,此行必不辞。今以生手办重事,怎么行呢?

此时李鸿章心里定然只有苦笑——如今你终于知道自己是生手了,既然如此,当初又凭啥在北洋的事务上插自己的手,掣别人的肘?

我在《盛世的疼痛》中说,李鸿章不敢打这场战争,一说是他想保存实力,因为在大清官场,实力就是本钱,此说固然有理,但当年李鸿章率淮军攻打太平天国,一路冲锋陷阵,为何不保存实力?因此,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看到了大清海军的实力已经不是日本的对手。双方装备的对比,不过是一些枯燥的数字,到在战场上,就意味着生灵涂炭。对这些数字,太后不感兴趣,皇上不感兴趣,翁同龢不感兴趣,只有李鸿章心知肚明。

但是以翁同龢为代表的主战派却咄咄逼人。打胜了,证明他们正确,打败了,自然有别人背黑锅。更重要的原因是,翁同龢的真志向并不在斗日本,而在于斗倒李鸿章。他曾说:“正好借此机会让他(李鸿章)到战场上试试,看他到底怎么样,将来就会有整顿他的余地了。”

李鸿章沉默良久,才说:割地是不可行的,谈不成我就回来。

话音落处,一片静寂。

没有人回答。

 


 

下关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我们在本州和九州两岛之间往返,马关是必经之地。它位于本州岛最南端的山口县,与九州岛隔着一湾窄窄的海峡,即关门海峡。有一条山阳道,就紧贴着关门海峡伸展,干净的街道,仿佛每天都被海峡的风沐洗过,时而有年轻的恋人,趴在步行道边的栏杆上,眺望对面的九州岛。抬头看天,关门大桥凌空而起,早已把天堑变成通途。但在丸尾公园和火山公园之间的御裳川,道边却排列着五门火炮,扼守着海峡,显示着这座城市因其地理位置而在历史中占据的独特地位。

水产和水果都是这座城市的特产,所以在这座城市里生活的人,不仅独占着水天一色的美景,他们的口福也令人望尘莫及。我们拍摄了唐户市场。与我们国内的幽暗腥腻的水产品批发市场不同,这家下关市最大的水产品批发市场,就像是一座巨大的水族馆,各种鱼类在透明的容器内摇头摆尾,即使是冷冻的水产品,也都摆放在精致的器皿里,像花道一样一丝不苟。我想起自己曾经在巴塞罗那的菜市场内游荡,周围蔬果丰美、鲜花绽放,仿佛身在一个丰饶的花园里,巴塞罗那的菜市场,颠覆了我对菜市场的传统印象。唐户市场也是一样,在这里转悠,不仅容易激起无限的食欲,更会激发起对生活的渴望。

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坐在海边的料理店里,喝清酒,吃河豚。河豚是下关的特产,每年产量约12万吨,占日本全国的90%,因此被称为“河豚之乡”。在海边,店铺一家挨着一家,许多都经营河豚。现实生活的场景,似乎遮蔽了与历史的联系。但历史不可能被割断,它就藏在河豚里,近在眼前。

李鸿章来时,谈判地点春帆楼就是当地著名的料理店。它的早期主人藤野玄洋曾在这里开设医院,他死后,他的夫人又在这里开设了一家料理旅馆,以毒河豚鱼这道名菜而闻名日本。伊藤博文曾多次来这里品尝,流连于这里的春光帆影,提笔写了“春帆楼”这个店名,它的牌匾,至今保存在“日清讲和纪念馆”内。楼主病逝后,下关人林平四郎于大正九年(公元1920年)买下这座楼,在门口立了一块“讲和碑”,请在《马关条约》谈判时担任内阁书记官长的伊东已代治写了碑文。这块碑如今还竖立在春帆楼的庭院里。

春帆楼内,觥筹交错,李鸿章想必也吃过河豚,只不过以他当时的心情,端不动伊藤博文为他接风的酒杯。那一年李鸿章已是73岁,像他效忠的帝国一样衰老,而伊藤博文才54岁,年富力强,眉宇间有一种逼人的气势。李鸿章这匹瘦马,几乎拉不动大清帝国这驾破车了,马将死,车将翻。

此时,我心情放松地坐在海边的料理店里,心里想着119年前的李鸿章,突然感到有一种罪孽感,觉得自己是那么地没心没肺,有点对不住他老人家。此时他老人家若推门进来,不知会对我怒目而视,还是为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而深感庆幸。

 


 

公元1895315日,李鸿章带着皇帝“承认朝鲜独立、割让领土、赔偿军费”的授权,从天津出发,19日抵达日本下关。20日展开谈判,是双方预定的,所以李鸿章在给朝廷的电报中说:“起程须扣算到日,不先不后,乃得体。”虽为战败国使臣,身系国家命运的李鸿章,依然不忘保持体面。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不是第一次相见。三十多年前,19世纪60年代初,伊藤博文还是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受“黑船”事件的刺激,取道上海,前往西方学习。那时的上海,正是李鸿章的天下。公元1862年,李鸿章带着刚刚成立的淮军,在安庆北门集合,沿长江而下,直抵太平军聚集的上海。谁也不会想到,正是这群被蔑称为“大裤脚蛮子兵”的安徽子弟兵,以七千打十万,一举占领了上海。李鸿章也迎来了他一生事业的高峰,办洋务,建海军,一发而不可收。

那时二人是否见面,我们已无从查考,但伊藤博文一定会知道李鸿章的威名。

又过了二十多年,到了80年代,大清帝国海上之梦被溃烂的官场一点点地腐蚀,已经趋于黯淡了。但这个沉落梦想却仿佛跷跷板,把日本的野心跷起来。公元1874年,日侵台湾。5年后,占领琉球。又过了十年,到了公元1884年,为了解决大清帝国和日本在朝鲜问题上的纠纷,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天津进行了谈判,签订了《天津条约》,规定同时从朝鲜撤军,“今后朝鲜国若有重大变乱事件,清日两国如要派兵,须事先相互行文知照。”正是这一条款,为后来的甲午战争埋下了伏笔。

正是这次会面后,李鸿章提醒总理衙门:“大约十年之内,日本富强必有可观,从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

而伊藤博文对清国则有着完全相反的预言:“有人担心三年后中国必强,此事直可不虑,中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

意思是说,中国人还在用八股文来选拔文官,用弓箭来选拔武官,他们所学的,在当今世界上已没有用武之地;纵然有人想稍作改革,也会被言官们骂得一文不值。虽然从表面上看他们在整顿陆军海军,但在我看来,都是些空话。

无论李鸿章,还是伊藤博文,对对方的判断都准确无误。不同只在于,伊藤博文的判断成了日本的共识,而李鸿章的判断则被视为危言耸听、为自己建北洋捞资本。十年后,双方的预言都得到了验证,一张谈判桌,分开了截然不同的命运,一为刀俎,一为鱼肉,李鸿章深刻的痛感,无人能够体会。

李鸿章看见案板上的河豚,就等于看见了自己。

孙郁说他:“他知道大清帝国衰微的结局,但一面又在修补着那个世界,竭力挣扎在东西方文化之间。他在受辱和自尊间的平衡点里,重复了古中国庙台文化与市井文化的精巧的东西”,“内心的体味复杂是无疑的了”。

说白了,就是死马当活马医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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