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此时读者喜欢,此后交给时间——对话叶辛
作者:黄文婧  来源:《江南》2015年第3期 点击量:3129

此时读者喜欢,此后交给时间

——对话叶辛

 

对话人及对话整理:黄文婧

对话时间:2015年3月

 


一、老师嫌我的作文写得太长

 

黄文婧:叶老师好,我跟你儿子是好朋友,今天的采访话题我就任性一些了。第一个话题,当初你为什么想要成为作家呢?

叶 辛:一百个作家就有一百条文学之路。有些人是因为自小的喜好;有些人是因缘际会,经历过特殊的经历,比如说战争;也有些为数不多的人是大器晚成。而我呢属于前者,我从小喜欢文学。我的小学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中国小学。当我二、三年级时,遇见一个很会讲故事的班主任。在每周的班会课上,班主任都会拿着《少年报》讲上面连载的《我的一家》。《我的一家》是一个革命故事,讲的是在战争时期这一家人如何为革命而贡献一切的故事。有一天放学我走过复兴路陕西路的上海电影院,在电影院门口的书摊上我看到有卖《我的一家》,3毛2分钱,我买了一本。自此后,我开始喜欢看书。有一次我去少年宫。同学们都在到处玩时,我在阅览室里找书看,一抬头发现墙上挂着两个人的画像,一个我认识,是鲁迅先生,另一个是外国老头,初看我不知道他是谁,但越看却越觉得我应该认识。后来我想起来了,家里那本《童年》上的画像就是这个外国老头,他是高尔基。我恍然大悟,这才意识到每本书都是由作家写出来。我从此开始注意作家的名字,并且觉得他们很了不起。

 

黄文婧:作家了不起在哪里呢?

叶 辛:我小时读高尔基,就觉得这个外国老头非常了不起。我虽然不能去前苏联,但是,他笔下所写的面包房啊,教堂的钟声,田园里的虫子鸣叫都是栩栩如生。我读着书的时候好像我也跟着他走进了小杂货店,所以我就觉得写书的人非常了不起。可能正是因为这样,我才萌生了这样的愿望希望自己也能写,希望自己长大以后也要当一个写小说的人。在我上初中一、二年级时,我已经把国内的长篇小说都看完了,当时国家公开出版的书基本上我全读了。2014年10月的文艺座谈会上,习总书记在说到读书时,他一口气讲了67本书和作家的名字,这让我们这些同时代的作家深有同感,并进而对他很认可。他所说的这些书我们都读过,在当时,所有男孩子都读过《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革命小说。在我读书的年代,有一本书非常畅销叫《铁木儿和他的队伍》,是前苏联作家盖达尔写的。讲的是少先队员铁木儿和他的伙伴们为了支援前方红军将士抗击敌人,在后方大公无私做好事的模范事迹。我后来写的第一本书《高高的苗岭》,就与盖达尔有很大的关系。对我来说,少年时印象最深的两个作家就是高尔基和盖达尔了,是他们让我萌生了当作家的愿望。

 

黄文婧:通常看书多的小孩,作文课总是不错的,通常都会是语文老师的宠儿。

叶 辛:我在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作文写得还不错。老师经常把我的文章作为范文朗读。六年级的时候,我的语文老师不只读我的文章,还边读边对每一句作评判,这在当时激发了我的虚荣心。中学时就不行了。中学时的语文老师对我的作文非常不满,老是嫌我写得太长。有一次,我的一篇作文写了半本作文本。第二天老师说,“我给你说实话,你的作文我没有读完也不可能读完。个个学生都像你写得这么长的话,老师的作业永远批不完。”于是她就当着我的面,给了75分。我那时候气得要命,边上的女同学,只写了一页半,她就得了95分。中学时的遭遇倒让我有了逆反心理,越是批评我,越是想要写更长更好的作文。

 

黄文婧:你什么时候开始有意识地写作了呢?作为一个新手是如何起步的?

叶 辛:我是六六届的初中生,正是“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当时,我既没有参加保皇派也没有参加造反派,而是逍遥派。所谓的逍遥派都是些落后分子。我们不能去上学,除了上街看看大字报以外就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做。于是,我们整天躲在家里,几个逍遥派的同学之间就互相借阅唱片和书籍。那时候我就开始尝试写一点东西,通常都是在社会上听到的,看到的七七八八的事情。现在看来这就是有意识地创作了吧。我的一些同学至今都记得我当时写过的《四七五案件》。小说里虚构了一件发生在1947年5月份的案件。小说也不长,也就一二十页纸,写完后在同学之间传阅。再后来,我上山下乡。从上海到我此后落户的贵州省修文县久长镇永兴村砂锅寨正好五千里路。对于一个从未离开家乡的上海人来说,贵州完全是一个异域的环境。两地的生活差异非常大,上海人吃的东西都是很清淡,就是放点盐炒一炒,但是在贵州,就吃的非常辣;上海没大山,贵州推门而出满目是山。当时我下乡的地方非常穷,山寨里的当地人住在茅草屋中。衣食住物,甚至语言的巨大的区别,给我心理带来极大的震撼。我开始给留在上海的同学写很长的信,信里描写我看到的种种新奇的事情:我看到喜鹊是如何飞到牛背上并歇息的;老乡是怎么把开白花的叶子卷成烟卷抽的;烟叶是怎么被烘烤的;老乡是怎么偷偷摸摸用苞谷酿酒的;因为牛摔下山涧摔死了,老乡是如何舍不得吃,却又一毛钱一斤卖给我们的。当时的贵州整个省的经济在全国排名倒数第一,又穷又落后。我经常想,这里没有知识没有文化,这里的人肯定不会知道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这样的想法多了,劳动的时候就会提不起劲。但有一次我突然想到,他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也不知道他们,不知道这里的一切,我可以通过小说把他们的生活真实地描述出来,让外界知道还有这样一群人与之共处于世。但是,到底要写什么、怎么写,我却一点都不知道。

 

黄文婧:作为一个新手是如何起步的?

叶 辛:怀抱这个愿望,我开始有意识地去观察身边的事物,并且由此感觉到有一些味道。我开始观察生产队开的群众大会,也开始观察田野里的水牛黄牛和雀儿,所有这些事物都带给我画面感和声音感。当地老乡们对于自然环境非常敏感,而且语言丰富。有时,我想不出如何表达,但老乡一句话就能解决我的问题。比如雷声非常恐怖时,他会说这是落地雷,就是雷打在地上有一种地动山摇的感觉。比如说一个小孩从树林里跑出来指给我看,点水雀来了。水面上漂浮着一小片叶子,一只小麻雀就站在叶子上面,它的身体很轻,不会落入水中。这样的小雀儿就被称为点水雀。曾经有一个评论,说我在小说里把雨描写得很生动。为什么会生动呢?是因为贵州整天在下雨。老乡们从来不说“雨下大了”,而是说“雨响起来了”,因为雨滴砸落在树叶上,茅草房上时的声音非常响。老乡们在生活细节上有很多的经验。所有的这些生活环境、生活形态都带给我很多的想象力。我在贵州的山里待了十年零七个月,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它们对我后来的写作是极有帮助的。正是这些细节让我写的东西生动起来。也正是拥有这些生活经验,才让我有了冲动想要像高尔基那样,把感觉、画面用文字体现出来。

 

黄文婧:最初的创作顺利吗?

叶 辛:我其实从小受到的文学观念是杂乱无章的。1984年,他们评我为全国自学成才优秀青年,但实际上我不是自学成才,我是瞎学成才。上海除了新华书店外,还有很多旧书店。四马路上的旧书店是我在初中后经常去光顾的地方。就是在那里我发现了屠格涅夫和契诃夫的小说,以及欧美各作家的翻译小说。当时市面上所有能找到的翻译小说,我都读了。书读多了,就自然觉得写书应该就是长篇小说。所以在当我提起笔来创作小说的时候,就会下意识地用这个体量来构思。很多作家都是先从小文章开始,比如从散文随笔开始写起,而我一上手就写中长篇的小说,比如说《高高的苗岭》有88000字,从儿童文学来说的话也是一个长篇小说。我们这代人还是受了时代的局限。当我提起笔来写作的时候,整个社会是样板戏的天下。那时候的创作提倡“三突出”,意即“要在所有人物中凸显正面人物、要在正面人物中凸显英雄人物、要在英雄人物中凸显主要英雄人物”,此外还有“三陪衬”,即所有的人物要陪衬正面人物。但是“两条路线”也好、“三突出”也好,都是与小说写作的人物的情感、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相违背的。最初,我也曾经很幼稚地想过为什么我们山里没有英雄人物,为什么我们这里只是旱灾,如果来一场火灾或者水灾该有多好,英雄人物就会出现。但后来,我越来越觉得日常生活不是像每天的人民日报这么干净。我最初出版的两本书分别写了儿童生活与苗寨生活,也是为了逃避所谓的“两条路线”的高压意识形态。

 


二、此时读者喜欢,此后交给时间

 

黄文婧:其实你的小说里有各种形态的爱情,有人曾称你为爱情小说家,对此你认可吗?

叶 辛:没人称我为爱情小说家,他们只说我是知青作家。文学有两个永恒的主题就是爱情和死亡。死亡在人的一生中,只能体验一次,无法对它进行更深入地探讨。然而,爱情是不一样的,十多岁的爱情与二三十岁的爱情必然不同,现在甚至还会有六七十岁的爱情。不同的年龄的爱情,它们会有很大形态上的区别。爱情非常能刻画一个人的品质,品位和品性,它能真正将一个人显现出来。

 

黄文婧:现在已经很少有作家如同你这样执著地写知青小说了。在最近的作品中,你仍然不断描述那个时代,为什么呢?

叶 辛:或许我留在过去的时间太长了,也或许是因为我经常回贵州。我出生于1949年10月。我们这一代人被称为共和国的同龄人,这并不代表我们身份有多么光荣,而是说,从1949年以来这个国家所经历的种种事件,我们都曾经历过。“文革”开始的时候我16岁,我们这一生被大时代所框定了,不像现在的小孩有那么多的选择。

 

黄文婧:重复地描述某一类人物,你会担心让作品的相似度太高吗?

叶 辛:知青本身的命运有相似性。但对于作品而言,即使它们被统称为知青小说,但其实我在写作时依然试图让每一个故事角度有新意。比如《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写的是知青下乡后头两三年间的劳动生活。《风凛冽》的角度,我看还没有第二个作家表现过。它写的是秋收后至春节这段时间内,几万上海知青闲置在城里时所发生的故事。另外两本书,《在醒来的土地上》和《爱的变奏》似乎写的是男女知青之间的爱情故事,但我认为相比较《蹉跎岁月》中所表现的单纯的爱情已经有了一个升华。它们表现了一个人与命运、及社会之间的依附关系,人是不应该依附于另一个人的。近年的《客过亭》也是知青题材。当时我妹妹告诉我她和她的同学回贵州的故事,使我突然意识到可以写一个已步入老年的知青重返青春地的故事。但这样的小说很难写,为什么呢?小说是感情的产物,不属于理性的产物,它的目标不是研究哲学。你去看,所有好看的小说写的都是年轻人的故事,没有写老年人。即使是相似的人物,也可以写出另外一种意味。我曾经说过以后不想写知青小说了,但是奇怪的是,只要与之前的知青、或者当地老乡待在一起,所提起的话题就是知青话题,然后,这些话题也能激起我很多的联想。

 

黄文婧:执著地描写知青时代,是否会限定你的读者范围呢?

叶 辛:有的文学作品格局大一点,有的格局小一点。但是,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能超越时代的。虽然我写的是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在别的时代的人来看,他们应该是能理解这些人物的。我曾为2014年的文艺座谈会写过一个发言稿,里面有一段大致是这样写的,李白、杜甫、白居易,为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留下了不朽的诗篇,为什么会不朽?因为他们写出了人的真性情,人在当下这个时代中的遭遇。我认为,每一个时代的作家都应该为写好他身处的时代而做出应有的努力。我能写的也只是这个时代。当今世界科技发展如此迅速,我无法预见三五十年后,人类的生活形态会是什么样。但这没关系。只要你能在作品中写出人的真性情,未来的人们仍然能感受到你现在的情感波动,那这就是超越了时代。就好像我们现在来读唐诗宋词照样会感受到它的美。

 

黄文婧:你觉得你写的作品中,哪个人物达到或者接近你的几个目标的?

叶 辛:我自己无法评论。《蹉跎岁月》是1980年的作品,但是直到现在它仍然在被重印。2014年,《蹉跎岁月》的印数是六千册。用出版社领导的话说,《蹉跎岁月》是当年的畅销书现在的长销书。我不敢说今后会怎样,但这本书距离当时的出版已经有36年了。《孽债》也是这样。从1991年出版至今,20多年过去了,仍然一再重印。我相信,经过时间的推移,这些小说仍然会被重复阅读。《缠溪之恋》是我最近出版的小说,写的是刚刚脱离土地、进入城市生活的这一批人。这本书出版时,我们没有进行任何的宣传,但依然是畅销。我将它送给我的一个作家朋友。事后,他告诉我,他的儿子,一个高中生,在暑假中躲在空调房间中一口气就把书给读完了。我朋友问他儿子为什么喜欢这本小说,他儿子说,虽然他不太看小说,但是他认为这是一本真正的小说。我相信,只要打开我的书,人们都会被吸引的。我曾经说,一部好作品要深深地吸引读者,要重重地刻进读者心里,要久久地给读者带来回味。但其实,还可以说得更简洁一点,那就是:此时读者喜欢,此后交给时间,最后依靠历史。读者、时间、历史,才是衡量一部作品的标准。

 

黄文婧:你会刻意地迎合你的读者吗?

叶 辛:我不会。但是,读者是重要的。对一个作家来说,首先是要有人来读你的作品。我当然希望我的小说读者越多越好。

 

黄文婧:如果一本书没有读者来读,那这本书是不值得存在的是吗?

叶 辛:那是非常可怜的。没有被读过的书等于不是“活”着的书。我认识一个日本作家,他是搞纯文学的。在日本,他只能靠版税存活,但他有一批读者,他每一部书都能卖出三千到五千册。他只要诚实劳动,不生大病,他就能维持自己中等生活。

 

黄文婧:在你看来,你的小说是纯文学范畴还是通俗文学范畴?

叶 辛:我写的是文学作品。但我其实分不清什么是纯文学什么是通俗文学,我想,小说本身就是讲述通俗的故事。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大的成果就是白话文运动。为什么要把之乎者也通过注释变成白话呢,就是为了让每一个人明白。小说有通俗的一面,世俗的一面。作家是多种多样的。我给自己的定位是我是一个好的小说家。但我不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任何区分。各个国家对纯文学的界定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历史小说,在中国可能是归类于严肃文学当中,但是在日本,因为它的情节跌宕起伏,历史小说算是通俗文学。所以这本身就没有一个恒定的标准,我只能说我搞的是文学作品,而且是比较好的小说。

 


三、我不是一个职业作家

 

黄文婧:在最近几年,你的视线转移到都市中,开始描写都市中的故事。比如《缠溪之恋》《上海日记》《问世间情》等。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并非描写城市中的原住民,而是进城打工一族。为什么他们会吸引你呢?

叶 辛:因为这是中国目前最大的社会现象。或者,我对他们的关注与我曾经的知青身份也有关系。说是知青,其实我当时就是一个农民,但又是一个经历过城市生活的农民。上山下乡,城市和乡村之间强烈的生活状态对比曾经带给我心灵上极大的震撼。中国同样在一个城市化的进程中,只是这个庞大的群体被忽视了,通常我们只在春运的时候才关注到他们。如果不去关注这个群体,那么我们的城市化是不全面不道德、不人性的。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虚构的艺术,和想象的艺术。非常可惜,今天我已经不是一个农民了。所以我无法把他们带有烟火气的真实的生活带到纸面上,而是只能通过想象。

 

黄文婧:近年,你的小说中出现很多热辣的描写,性的描述,而在之前是没有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叶 辛: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作家的特点。我们是随着时代的演进而变化的。在以前,我们所经历的社会生活是禁锢的,我们甚至会为了作品中能否表达爱情、能否表达生活的阴暗面,这些不是问题的问题,而进行无休止的争论。这样的创作氛围必然会影响我们这一代作家。后来整个社会开放了一些,开始说作家要勇于闯禁区、要有突破。同时,我们也到了成婚的年龄,该经历的都经历了。而不像是在未婚时将性看得那么神圣了,所以才能坦然地写到这些。

 

黄文婧:2000年后你所出版的小说似乎再也没有像以前的《孽债》《蹉跎岁月》那样成为全民皆读的文化景观,这是否意味着你此后的小说没有被大众所接受?

叶 辛: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出版界的大形势。在八九十年代,《风凛冽》是我所有的长篇小说中印数最少的书,91000册。原因是很多人读不准“凛冽”两字,因而也就不会对这个书感兴趣。后来,我在与出版社签《客过亭》的合同时,出版社也因此要求我改作品名。当时出版社告诉我,如今已今非昔比了,现在售出一万册就已经是畅销小说了。目前,最近的两本小说,《问世间情》在今年的印数为42600册,《客过亭》印数30000册。2004年出版的《华都》曾经在一个月内的销量即达15万,当时的出版社领导说,《华都》卖到20万册都是才及格,但因为种种原因,最终的销量达十七八万。这本书我花了很大的功夫,用了九年的时间才完成。我仍然认为,一部书的好坏应该交给读者评判。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在出版业萎缩的同时,其实现在人们的阅读量更多了,也更分散了。大量的阅读完成在网络和手机上。你随便去哪儿,都能看到人们低着头看他们的手机。所以说中国人是非常善于接受新鲜事物的人群,喜欢时髦的新东西。聪明的外国人应该把新产品都带到中国来,这儿才是一个大市场。而在国外,读书人群仍然是维持着。此外,我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我认为年轻的一代正在离我远去。以前我去大学演讲《蹉跎岁月》的创作过程时,经常可以听到听众群里的唏嘘声,因为他们很多人在上大学前也是知青。但现在我再在大学里讲《蹉跎岁月》时,却会得到完全相反的反应。我曾提到《蹉跎岁月》的某个原型人物——她因失恋而自杀,在几十年前的听众会鸦雀无声或者会听到抽泣声;而现在的学生会说,这人真傻,何必要这样。所以我认为,今天的青年一代没有小说里的生活经验了,他们与小说隔着一层。

 

黄文婧:你如何看作品人物的视角呢?你的小说基本上都用第三人称进行叙述。

叶 辛:写作时,我非常注意用人物的视角来做叙述。在同一部小说中我会用不同人物的视角来进行叙述。因为长篇小说中,如果用一个人物的视角来写的话会比较单调。另外,我不大习惯用第一人称来写作。

 

黄文婧:你是一个很善于挖掘自己并将之放入作品中的作家,但你所有的挖掘尝试似乎都集中在青壮年时期的经验,而非中年或更晚一些的时间。而同时,另外一些作家会不断描述当下自己的感受,你似乎停留在那个时期内?

叶 辛:可能我太忙了吧!也可能因为我成名比较早,所以更为珍惜自己的羽毛。看小说吧,我所能有的体验全都在小说里了。

 

黄文婧:你现在每天能写多少字?

叶 辛:我现在每天能写三千字。但是我在年轻的时候,在《孽债》《蹉跎岁月》时期,我基本上是一天一万字。我大多数的小说都写得非常快。我记得《高高的苗岭》是在当时下乡插队的环境中写出的草稿。后来我在出版社修改我的一本书的时候,在出版社的图书馆再次读到盖达尔的小说,当时就觉得我也能写一篇这样子的作品。于是,我把原先的草稿找出来,用出版社的稿纸重写了一遍,然后就把书稿交给了少年儿童出版社。对方非常兴奋,仅仅修改了三个地方就准备出版了。

 

黄文婧:你是一个高产的作家,最近这些年,每隔一两年,你就出一本新书。

叶 辛:因为现在我空闲一些了。而以前我是非常忙的,那时我觉得我不是一个职业作家,我的日常事务性工作非常多。

 

黄文婧:还会有新的作品想写吗?

叶 辛:非常多,我头脑里还有好多的故事,每个都很想写,但毕竟不再是年轻时,一有想法当即就要去写作,现在更多的需要去取舍去选择。但我现在有一个题材特别想写,写一个夜晚但影响一生的故事。

 

黄文婧:你为什么会经常回贵州?贵州对你意味着什么?

叶 辛:我也说不清。去年我曾说不回去了,但是事实上,我去年去了贵州五次。我也的确愿意和贵州人打交道,我一踏上贵州土地就觉得非常亲切。很多时候,我宁愿去贵州而不是出国。今天的贵州就好像九十年代上海的浦东,处于这样一种经济上渴望赶超的态势。现在的贵州非常有活力,想要进行跨越式前进,所以它的各方面变动得非常频繁,各类的宣传活动也非常多。他们经常让我去省里、市里、县里,参加不同级别的活动。即使现在回去,我还是能在贵州找到很多很真切的东西。在2014年的文艺座谈会上我写的发言稿叫《捕捉时代的新意》,在上海只有一家媒体全文转发,在北京有《人民日报》刊登,而在贵州,从省报到都市报,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刊登了。贵州对我是特别的,我对于贵州也应该说是特别的。

 

黄文婧:谢谢叶老师向我们敞开心扉,聊了这么多。最后,咱们聊个热点话题。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引起了广泛关注。你是与会者之一,你怎么看这次座谈会?这次会议上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叶 辛: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这次座谈会都将对中国文艺界的创作产生影响。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年轻的时候,读了那么多文学大家的经典作品。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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