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还有无数人的记忆像鸿毛那样飞向天空——论《驰向黑夜的女人》的“轻与重”
作者:吴 亮  来源:《江南·长篇小说月报》2014年第3期 点击量:3958

叶兆言在长篇小说《驰向黑夜的女人》的“后记”中流露的明显不适、抵触与怀疑绝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即对他所不满的知识分子精英们之中国历史解释和人性解释——这里我们难免会想起艾略特讲过的一段话,他说“一个可能成为伟大艺术家的人,仍然可能具有坏影响”,紧接着艾略特以弥尔顿为例,声称后者对十八世纪坏诗的影响超过了任何人——现在,这个弥尔顿的幽灵则是以一个影子群体的复数形式出现在中国的;而在文学里,自诩掌握了历史真相和政治正确的知识分子精英们,即便他们手里可能的确持有真理钥匙或者他们可能同弥尔顿一样伟大,就像一百年前艾略特形容的那样,今天照样正在影响一大帮“蹩脚诗人”。


《驰向黑夜的女人》第二章“北京,2008年的大雪”,作者作为“叙述人”第一次在文本内部“分身”,从刚刚开始的情节中间切入,说明性地折回到产生写作这部作品的念头之前,耿耿于怀地插叙了“故事中的作家”身不由己在北京经历两次质量低劣的国际性文学交流——2006年主办方是德国一家著名读书俱乐部,“一向不喜欢在大庭广众朗读,不喜欢不断被重复提问,不喜欢抛头露面”的“南京作家”遭遇了两个虽愚蠢却认真的问题让他“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前一个问题“你在中国写作自由不自由?”来自对中国未必不了解的德国童话作家,后一个问题“你动不动就描写秦淮河边的妓女有意思吗,难道不庸俗吗?”来自对南京未必了解的中国美丽姑娘。2008年则又是被动性与东欧诗人们的交流,其中某位捷克诗人尖锐地指责“哈维尔既不是一个好作家,同时又是个政治动物”,而另一位“铿锵有力的糟糕普通话很像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湖南诗人继续鼓吹诗歌应该占据金字塔顶尖的陈词滥调,尽管这位诗人早已成为发了财的有名书商,鱼翅熊掌兼得之后,不无得意地用“诗人可以人格分裂”与文学史上诗人经商屡屡得手的个案为这种人格分裂进行标榜性自我解嘲。


这四个问题各自将引向的所谓正确结论,或可能被意识到隐匿在问题背后的结论陷阱,统统是一目了然的,同时也是“坏”的,即只有“蹩脚诗人”才会醉心于这样黑白分明的真理与假装隐藏着的秘密;换句话说。自阿多诺声称“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之后,谁再鹦鹉学舌重复阿多诺这句话,“即便不是坏的”,起码也是十足愚蠢的——文学的逻辑就是如此。


故事是在南京,从“1941330日”拉开帷幕的。一个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时间,现在则是一个被虚构的时间,欣慰和春兰在这一重叠时间里相遇了。小说家必须受制于真实历史,不得不表现出小心翼翼的态度;同时小说家必须动用他的自由想象权,两个女孩儿的初次见面安排在这一天看似情节巧合,宿命隐喻却也昭然若揭。依据资料档案,故事叙事人笨拙地提示这个历史真实日子的不同寻常之处——汪伪政府设定的“还都纪念日”恰逢一周年,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欣慰,这天是她的十二岁生日,而她之所以牢牢记住了这一天,只是由于欣慰遇到了一生中最要好的朋友春兰。这种看似无意的碰巧和对比,暗示了整部小说的“轻与重”将被刻意颠倒,现在让我们暂且先放下这一有待深入的话题。


《驰向黑夜的女人》前四章,有三章背景放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沦陷的南京以及上海,凡涉及乱世当年之地名景观、显赫人物、政府设置、宗教机构、楼价暴跌暴涨乃至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在南京街头出现的着三种颜色警服的警察之奇观描述,小说家考据可谓细心谨慎,然而这并非小说家热衷于此。尽管《驰向黑夜的女人》多处提及汪精卫、陈公博与周佛海,甚至还煞有介事地将周佛海扯进故事,不但成为欣慰父亲竺德霖留日其间的老相识、此后的顶头上司两者还过从甚密。小说家惯用的伎俩通常是,在细微末节处处留意,在紧要关头逸笔草草——故事叙述人回避对中日战争发表个人观点不是无缘无故的,有时候,故事叙事人也会虚与委蛇,在他认为有必要的地方不痛不痒地套用国家教科书观点,不仅因为小说家本人不愿意在此冒险,更关键的是:为他所关注的被大历史遗忘的诸小人物,既非抵抗者或出卖者,亦非横尸沙场的无名英雄或大屠杀蒙难者;而是那些继续生活在沦陷之都,渺小卑微、平庸琐屑、无力自保的被本国武装力量因抵抗失败而放弃的“城市非战斗人员以及他们的家眷们”。


可是溯流而上,小说进程直至终局,我们恍然发现,欣慰这个形象并不是从上述“历史小人物们”或“一场战争浩劫中幸存下来的家眷们”中遴选出来,类似别林斯基式的“这一个”。尾随着《驰向黑夜的女人》缓缓推进,时间将不可抗拒地慢慢走进另一场浩劫,欣慰的故事则令人惊奇地朝相反的方向走。叶兆言在“后记”里泄露,“欣慰”这个文学形象起源于“1971年盛夏某一天”,年方十四的少年作者在饭桌旁听到了父母的谈话,他们“万分震动极度恐慌”,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熟悉的女人“真的会被枪毙”,她叫李香芝,一个真实地存在于历史档案中的女人。我们不能断定李香芝就是“竺欣慰”的原型——至于《驰向黑夜的女人》第九章“2011,南京,上海”,“故事中的作家”已将“李香芝”与“欣慰”并置于同一个“虚构/真实空间”,则不过是小说家擅用的双重障眼法,即不仅存心混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同时这一露骨的用意又反过来加强了故事的虚构性,而只有被确认的虚构性所具有的说服力,才能达至小说家所需要的真实性。无论“虚构的欣慰”是否是“真实的李香芝”借尸还魂,这种引人入胜的对小说人物的“原型”与“本事”之追究偏好,现在尚不是我们将要重点讨论“真实”这个概念的动力。


《驰向黑夜的女人》的真实由两部分组成,一半是“出处的真实”,一半是“重新想象的真实”。那么,什么叫“出处的真实”?什么又叫“重新想象的真实”?司汤达曾经十分粗鄙地声称,“要以‘事实’取代‘好看’的情节”,甚至建议“文学应该停止模仿,直接去叙述和转述”,因为“已经过去、已经消失了的丰富性,不可能被重建了”。作为小说家的司汤达在说这个话时肯定是一个实证主义者:一,它是这样发生的;二,它在事实上是如何发生的;三,历史不可能让我们直接接近那个客观事实;四,意识形态和写作策略会决定小说家的选择,他的关注对象以及如何描述。按照这个顺序,《驰向黑夜的女人》的起源与形成就可以这样平行地建立以来:一,1971年盛夏,少年作者从父母那儿听到了李香芝被枪毙的消息,“听到这件事”构成了第一个确凿事实(它是这样发生的);二,多年以后,作者通过传闻与档案资料了解了李香芝事件的部分内情,开始追溯“那件事”(它在事实上是如何发生的);三,因“历史不可能让我们直接接近那个客观事实”,作者诉诸想象,萌生了虚构一部小说的念头;四,2008年之后,作者不满于“蹩脚诗人”和“知识分子精英”对类似历史题材的流行诠释,最后决定以他的“意识形态和写作策略”对这一必须“重新想象”的题材进行“选择”。


被不同的人陈述的事实不仅各不相同,且残缺不全,即便陈述人信誓旦旦保证其陈述完全真实确凿,亦未必一定可信。但与法庭证人证言的司法解释不同,小说是一个公然鼓励放肆虚构的语言领域。为了营造返回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历史场景的拟真氛围,也为了满足作者从档案中寻找隐秘乐趣的偏好,《驰向黑夜的女人》前几章诸多篇幅描写来自“有出处的真实”,亦即“旧闻史料”、“大事记”、“卷宗”或“机要密录”,或许这些颇费作者一番心思的历史考古学知识恰恰构成另一些不愿合作的读者最感乏味的段落——虚构文学的传统魅力在于,它与我们对历史和科学的理解不同,它不要求它所扬言的真实性需要我们过于认真地对待,虚构本身就具有不被认真对待的性质,我们甚至能够预见它得到的反应还包括否定性:不合作、质疑与误读。


不过谁又会质疑作为虚构作品的《驰向黑夜的女人》之史料引用不当、铺张、错讹乃至滥用呢?第三章“上海,南京,1941128日”,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为题,几乎用了全部篇幅,不厌其详地叙述了欣慰之父“竺德霖”的身世,只在这一章最后轻描淡写地叙述少年欣慰和春兰在上海一家旅馆白色搪瓷浴缸中一起洗澡,那个夜晚飞机在空中盘旋,防空警报呼啸,日军已进入公共租界,欣慰趴在窗台与正在楼下站岗的日本兵目光相对,春兰吓了一跳,欣慰却毫无惧色……作为愿意与《驰向黑夜的女人》的想象力合作的读者或许以为这部小说不过是“乱世佳人”的中国版,只是真正的乱世和劫难还在后头。由于我们已经事先获悉无辜的竺欣慰将蒙难于三十年之后一场国内浩劫的暴力机器绞杀,那么请在此轻描淡写的几行字面前稍作停留,“欣慰仍然没有丝毫惧色”,如霍兰德所言:“她永远不会再回到这个场景了。”


这个挥之不去的情境,就是前面所指的“重新想象的真实”。与其说故事讲述者倾心投入给《驰向黑夜的女人》的“新的想象力”非常有限,不如说故事讲述者对想象力的发挥非常节制,相对于民国历史资料引用所派生出来的“衍生想象”之风生水起、活色生香,《驰向黑夜的女人》那些男男女女的行动想象、欲望想象和情节想象,绝大部分都是俗套的、灰色的、匮乏的——尤其当他们集体进入到第五章之后。英国诗人布莱克偶尔也说粗话,当然不是在平常骂人的时候,“这破烂的记忆啊!”有一次布莱克这样形容不堪回首的某些往事,不知道他是悲愤还是反讽。“肉联厂的冬天”,第五章用这样一个粗俗的小标题究竟别有深意,还是信手拈来?灰色想象必有灰色的外在现实土壤,灰色生活和灰色人群必留“破烂的记忆”,及至灰色人群渐渐被推向红色生活,覆水难收,所有人不能幸免,所有人的记忆变成腥红的海洋,春兰梦见欣慰身穿红色羊毛外套“血淋淋艳丽”不再“黑白”。灰色时期主题是饮食男女,情节粗鄙语言露骨,细节是饥饿、虱子、猪油、狐臭、真刀真枪;红色时期的沉重幕布拉开,地点依然“肉联厂”,景观壮观、粗野而原始,“一个被圈起来的大棚,几个大缸,满地鸭子,活的和死的,十几个女人一手拿刀,一手一只接一只捞身边的活鸭子,拎起来就是一刀,那些鸭子无处可躲,挨了一刀有的立刻毙命,有的躺在地上挣扎,最触目惊心的,是一只挨过刀的鸭子,颈子断了,居然耷拉着脑袋向欣慰走来,这情景让春兰不寒而栗。接下来是去看杀猪,杀猪已经完全机械化了……”此流水线屠杀场景不仅属于叶兆言的“肉联厂”,也属于平克,弗洛伊德的《迷墙》。爱德蒙格·弗洛伊德说:“无论整个人类还是个人,过去的一切都不会遗忘,它将以变形的方式反复出现在我们的心中。”华兹华斯有一句诗,“这一事件给我无尽的悲伤”,然后他自己意味深长地反讽道:“我带着陈腐的道德进行反思”!


《驰向黑夜的女人》没有通常人们理解的那种“对文革的反思”,很遗憾,这个似乎刻意安排在《第七章》“欣慰之死”中的“奥威尔一页”立即被翻了过去,故事讲述者显然不愿意在此停留。《驰向黑夜的女人》不以思考尖锐见长,反以重申妇孺皆知的街谈巷议和长辈的陈腐教诲引人瞩目。无论隐身故事之内的讲述者,还是跑到故事之外现身说法的作者本人,都反复为一种“活着就好”的求生哲学辩护,同时为“文革”浩劫中罄竹难书的鸿毛之死感到“无尽的悲哀”,不值得啊!“很多事千万不能太当真”、“天大的事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死了也就死了,基本上是白死”这一类句型的“毋庸置疑之常识”在《驰向黑夜的女人》中不绝于耳,可能就是有感于唯大枭雄死了才会被后世热衷“会当临绝顶”的墨客骚人树碑立传并赞颂为“重于泰山”,鸿毛固然永远是鸿毛,但鸿毛再轻也固然是生命。


时过境迁,回溯腥风血雨的“文革”历史现场,回忆起一个一个渺小生命被翦除被扼杀,发出这样的事后感慨难道仅仅是出于无奈与自我抚慰吗?渺小者的想象替代不了伟大者的想象,渺小者善良的个人愿望也改变不了伟大者无情的历史判断。作者说“‘文革’的最大特点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样的例子当然有;不过这个概括性描述反过来可能更成立,即“文革”的另一个致命特点恰恰是“无事生非小题大做”,直到酿成“人命关天”乃至“惊天动地”的大祸,政治肉联厂的屠宰流水线一旦开动,无论天下大事还是区区小事,绝不是当年任何人想过去就能过去的——但是这个几乎没有争议的描述,并不能改变、也没有改变今天渺小者与伟大者各自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地位,渺小者们的命运依然被相信历史决定论的伟大者们继续决定着。只要渺小与伟大在正义的天平上分量仍不相等,只要轻与重在美学的天平上分量仍不相等,只要权力者与无权者的现实状况没有丝毫改变,我们就拒绝简单地将《驰向黑夜的女人》的此类议论看作是一种妇孺之见,而宁愿看作是一种“含混表达”,如果还不是“反讽”的话。赫勒指出,“含混从未被认为是一种力量,而在卡夫卡那儿偏偏如此。”含混的力量!如果“含混”在卡夫卡那儿表现为自甘失败,意味着“一切障碍粉碎了我”,那么在叶兆言这里“含混”则表现为承认陈腐,意味着“想不开也就想开了”。


“想不开也就想开了”就这样不可抗拒地成了欣慰与春兰下半生唯一可以选择的人生哲学,肉联厂的暴力美学替代了六朝古都的颓废美学,后来者居上,杀气腾腾的闾逵替代了眉清目秀的花花公子卞明德,替代了英俊黝黑的抗大干部罗福庠,粗鄙战胜了文雅,本能压倒了爱情——爱情即盲目,人类社会男男女女反复无常,品味犹存的欣慰偶然选择了卞明德,仰慕成熟的春兰偶然选择了罗福庠;好景不长,婚姻即计算,肉联厂生存铁律不可抗拒,最终粗鄙野蛮的闾逵先后成为这两个女人的丈夫——这难道又是《驰向黑夜的女人》为我们勾画的关于在极端年代发生于芸芸众生间的男欢女爱曲线图?沿着一条挫败、隐忍、坠落、凋零的下滑路线,“想不开也就想开了”是否就是“不接受也要接受”的宿命训示?由此看来《驰向黑夜的女人》几乎是绝望的,尽管它不断絮絮叨叨地用诸如此类的警世通言安抚我们,《警世通言》的道德训示或许早已陈腐不堪,《警世通言》中的人物却一直在故事里呼吸,只要我们再次将之打开。《驰向黑夜的女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仅含混而且陈腐地说破了一个秘密——世界依然是陈腐的,新鲜的理论说辞改变不了陈腐的世界,而描写人类渺小悲剧的虚构小说,用庞德的话比喻,不过是“从一个陈腐形式到下一个陈腐形式之间呼出的一口气”。


这样就解释了为什么《驰向黑夜的女人》叙事风格接近咏叹,像是“一声长长的叹息”。第一章,通过故事叙事人,隐藏于背后的作者撇开南京沦陷汪伪附逆之重,“轻描”欣慰跟着朱琇心师傅学昆曲,顺手录下《桃花扇》里的一段〈折桂令〉:“问秦淮旧日窗寮,破纸迎风,坏槛当潮,目断魂消。当年粉黛,何处笙箫?罢灯船端阳不闹,收酒旗重九无聊。白鸟飘飘,绿水滔滔,嫩黄花有些蝶飞,新红叶无个人瞧。”显然插入了一种不合时宜的感伤主义小说的哀婉气息,“商女不知亡国恨”不再被认为是讽喻弱小无力之平民百姓的失节……直至整部小说尘埃落定,后记中,作者似乎还有话要说,内容既非控诉极权政治亦非建议全民忏悔——这些论调不再会被认为是什么大不了的重要秘密——就仅仅重复了几句“做官永远是好买卖”、“平民百姓才真正永无出头之日”,莫非是一种本土化的在蒙田意义上的消极经验主义?作者干脆含沙射影地抄下了元朝张养浩《潼关怀古》后半段:“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两个“陈腐形式之间”的两次呼吸,陈年老话总有道理。太阳底下无新事,蒙田在五百年前就敏锐地指出“人类认识的不一致性”,受不可靠的不同文化模式影响,普通人容易相信他们最早接触的论点、偏见和迷信,他们愿意相信循环论,因为他们总以为自己看到的类似现象今古无异;至于博学之土,他们的知识带来的自信与高傲,往往妨碍了他们进一步深刻地理解事物的复杂性,导致这些出类拔萃之辈不愿听取别人的意见。毫无疑问,此后的积极经验主义者培根希望将正确知识影响知识分子精英,然现今所谓的政治哲学反思,俨然是某种曲高和寡的知识分子自诩之特权:而蒙田所谓的消极经验主义或狭隘经验主义,却永远在那儿提醒一种“平民百姓”的顽强存在,小说家不只是有责任“观念性地”指出“怎样的思考是对的”或“怎样的结论才是合乎理性的”,还要退回到“文学地呈现”出“其他人不是这样思考的”和“凡存在的都是合乎理性的”!《驰向黑夜的女人》回到了蒙田的传统,它诚实地呈现了人的命运、情感和经验的局部性,呈现某一种复数的思考之停滞,回顾往事,对生命流逝的无尽感伤、对无谓牺牲的悲凉痛心、对历史循环论的消极认可,“无话可说”是它最终的沉重叹息。


显而易见,《驰向黑夜的女人》对议论并不感兴趣,因此凡在情节进程中遇到不得不议论两句的地方,叙事人敷衍式的见解从来不会比故事的当事人更深刻——叙事人既不愿拔高故事人物的思想状况,也无意拔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将“欣慰之死”或曰“一个渺小人物死于非命”的悲剧琐屑化,就像诺克林所辩护的,将浩劫祭坛上的无辜牺牲“贬抑到平常与家常的领域”,摈弃浮夸的惨烈、悲愤与恸哭之场面描写,反而着墨一些琐屑、无聊、心寒乃至不堪的细节——小芋所表现的大义灭亲极端冷漠并不意外,闾逵在欣慰的最后时刻还在猥琐地幻想、窥探他妻子是否曾经对他不忠,却像是来自另一个方向的赤裸裸冰水,粗暴地撕开了本来就没有过温情的性爱面纱,“一切固有的和有差别的东西都消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冲垮这个秩序的不是无情的资产阶级工业大革命,而是激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先知般的预言居然在字面上被一连串低卑的琐屑情欲颠倒性地涂改了。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彻底的、无所畏惧的唯物主义者说得何等好啊!有时候我们真要怀疑,似乎我们永远无法理解人类的某些凶悍的历史行为,无法理解人在某种特殊处境中选择的反常行为。渺小者,无权者,或此刻所谓的卑贱者,他们有时候三位一体,有时候则不是。他们什么时候“轻”,什么时候“重”?作者“后记”提醒我们,“文革”中“逞一时之快的造反派根本没有快活几天”,是啊,法国大革命吉特伦派、罗伯斯庇尔派也没一直快活下去。但是不管时间长短,革命作为“人民的盛大节日”,历史的小人物们毕竟“快活过几天了”,渺小者成了历史车轮,无权者成了领导阶级,卑贱者成了最聪明者——等到“天下大乱”重新回到“天下大治”,有的人“扛过一时,熬过最艰难的几天”就豁然开朗,“苦难变成永远的资本”;有的人“苦难一世,苦难永远是苦难”,换句话说,一旦秩序恢复,无数篡位与错位的渺小者立即被打回原形,一切渺小者、无权者与卑贱者将重新归位,迅速脱魅!


《驰向黑夜的女人》讲述的,就是一个很久以来一直顽固地没有改变过的人类历史真相与真理,迄今还没有过时,至少在作者看来是如此,或许作者佯装相信如此——所有的高谈阔论和貌似严肃的提问都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我们的作家根本不愿意谈论或回答此类问题——真实的状况是:平民百姓,祖祖辈辈,或芸芸众生,亦即所谓的渺小者群体,他们是人类中最大多数,他们遍布世界每个角落,他们就在我们身边,他们中就有我们自己;他们和我们都是身居其中的作家的写作背景和写作对象,作家对他们满怀同情,又胆战心惊地怀疑这种同情;作家愿意为他们争取某种据说他们应有的天赋人权,又非常悲观地怀疑这种人权是不是存在;作家既哀其不幸,又拒绝自以为有资格“怒其不争”,甚至不愿意为他们难以置信的乖戾行为辩护,不愿意为他们不知好歹的受苦受难哭泣。


稍微讨论一下极权主义这个概念吧,乌托邦,反乌托邦,还有乌合之众,反叛的大众,大革命,群众与法西斯,一神教,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无权者的权力、通往奴役之路等等这些概念——也许《驰向黑夜的女人》的作者并非平时没有涉猎这些其实一点都不深奥的词,只是他不愿意在一部虚构作品中深究这些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和精神分析议题。但是我们终究要涉及,哪怕是浮光掠影地涉及,因为我们已经为《驰向黑夜的女人》做了文学辩护,我们重申了一部小说是一个自足的世界,它有自己的疆土和边界,小说主要功能是呈现真实,而不是表达正确;我们指出了《驰向黑夜的女人》的风格是咏叹调式的,它隐藏着的美学主题是“轻与重”,而不是“是与非”,更不是“善与恶”。现在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完全按照小说的疆土与边界划定的路线,亦步亦趋地进行我们的思想旅行。抬起头,在这个“自足的世界”之上,是我们唯一可以共同仰望的自由天空,我们不能想象只有呈现的小说才能告诉我们全部真实,尤其是——当这部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幅员辽阔的东方国度所发生的故事,这故事不过是千千万万类似故事的其中之一,而这个故事又与具有类似经验和遭遇的牺牲者、幸存者、遗忘者、曾经的施害者或受害者、仍然懵懵懂懂地活着的无数渺小者继续发生血肉联系的时候,这样的讨论也许并不应当刻意回避。


在《驰向黑夜的女人》这出咏叹式悲剧的核心部分,作为全景社会的极权主义运动始终是一种笼罩其全体成员的迷狂氛围,它本身就具有时代全景式剧场的性质。时光倒流,它的剧目浮出我们记忆,它的主题是阶级斗争,它的远景是乌托邦,它的灯光是红色,它的角色人物包罗万有,它发生在正当性不容怀疑的国家内部,这一国家似乎已失控秩序似乎已不存在但是它的暴力专政还存在,甚至更突显其无所不在——最高领袖与平民百姓全体卷入连续不断的最高指示和不分昼夜的群众聚会,学习、教育、改造、洗脑、监督、举报、斗争、揭发、隔离、监禁、告密、公审、表决、判决直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处决他们的异类和同类。渺小的平民百姓被一种难以想象的激情所蛊惑,他们义愤填膺山呼海啸,他们的内心隐藏着恐惧:他们被迫选择敌人继而配合发现敌人甚至为了自保不惜出卖亲友,他们害怕被揭发所以选择了主动坦白与揭发,他们害怕被人民阵营驱逐所以忍辱负重接受了莫须有的罪名;天地旋转日月无光,他们全体无法逃脱,谁不屈服谁就不能生还,在永无休止无所不在的阶级矛盾和敌我矛盾的鼓动下,几乎所有的权力者和无权者、高贵者和卑贱者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或施害者——这样的描述难道就一定准确吗?也许我们的小说家未必会认同,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就让我们做出一次妥协,就像蒙田的消极经验主义告诉我们的解决方式,各自相信自己的经验和坚持自己的偏见,至于那个“整体”或“总体笼罩”先请它见鬼去,我们依然返回到《驰向黑夜的女人》的规定情境与规定人物中,让我们把最后的焦点汇集到故事里的三个女人身上,一个“欣慰”,一个“春兰”,另一个是欣慰的女儿“小芋”,看看我们还能说些什么?


《驰向黑夜的女人》的作者事后形容“欣慰和春兰有点像《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和薛宝钗”,但是忘记补充一句,《红楼梦》夹在两个女人之间的贾宝玉位置不幸被薛蟠式的闾逵所占据,这又何其悲凉——如同作者后记中特别提到他读到林昭《祭灵耦文》,后者竟然为“柯庆施那个老男人”写下“让他们灵魂而今如何两情缱绻以胶投漆”的肉麻字句,令我们的小说家立即“天昏地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悲凉”。欣慰被男友李军揭发是“悲凉”的,欣慰要求春兰揭发自己是“悲凉”的,小芋被女公安通知竺欣慰已遭处决表情平静是“悲凉”的,故事结尾春兰告诉小芋她的母亲获得平反昭雪,小芋依然表情平静是不是还可以用“悲凉”来描述,来定义?如果现实的林昭内心情感秘密之不可理喻,对我们的小说家简直是一个无底深渊,是因为此前即已预设了前者的殉道者形象;那么虚构的小芋令人齿冷淡漠无情的背后又是怎样黑暗沉默的深渊,小说家又作如是想?


欣慰不是殉道者。故事讲述者没有具体告诉我们她有什么政治信念,或怀疑某种政治信念,她的入党不妨理解为当年的风潮——在故事讲述者看来,重要的不是政治的欣慰,她根本就不政治,不过是一个随波逐流得过且过的渺小人物,缠绕于鸡零狗碎的日常生活、工作变动与男女纠葛,她就像我们最常见的那种容易发生传统故事的女人,命薄心高遇人不淑,不知为何,这样的女人总会给自己和身边的人招惹麻烦,正是一场难以躲避的全景式政治浩劫,使欣慰的性格麻烦变为政治麻烦,最终招来杀身之祸。欣慰的“纠缠模式”终止于极权政治的断裂性震荡,以那种被现代政治分析归纳为“受害者与施害者的巧妙配合”的命名去解释欣慰的处境与结局,并不是不能考虑的。我们惊奇欣慰在她最后日子其间言行举止的匪夷所思,她的遗物没有一个字留给女儿让我们迷惑不解,她的遗书声称自己是一个理想的革命者让我们难以想象,她似乎突然变了一个人,她好像只有幻想自己是个殉道者,这样才能接受引颈就戮的蒙难者命运,她居然像是模仿布哈林一样在临刑前呼喊领袖万岁,视死如归,所有这一切疯狂想象,所有发生在她眼前我们却无法看见的幻相,都是欣慰,不,是《驰向黑夜的女人》作者为我们留下的谜题——这个谜题当然首先是属于文学的,但又绝不是文学本身可以自动揭示的。我们再强调一遍:《驰向黑夜的女人》消极的咏叹调风格,以及将“轻与重”位置颠倒,虽然暗含了“反崇高”的潜意识,但未必出于刻意。我们不认为弗莱彻所谓“崇高风格具有摧毁奴性快感的功能”是绝对正确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一开始就指出“崇高的弥尔顿可能会对蹩脚诗人产生坏影响”的原因——不过弗莱彻的另一句意义平常的话却十分适合《驰向黑夜的女人》,“灾难是一种逐渐的磨损,它慢慢地磨损人生,终于某一天猝然停顿”。


现在我们完全有理由说《驰向黑夜的女人》骨子里是沉重的,压在故事人物身上的不是暴行与罪恶,而是一种仿佛永远不为自己的自由意志所左右、一种被难以逃脱的蛮横外力所无情裹挟的灵肉苦难——欣慰曾经是轻盈的,还有轻盈的春兰,轻盈的甚至轻佻的卞家六少,轻盈的所有其他《驰向黑夜的女人》中的渺小人物,对于这大多数不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渺小人物,通向乌有之乡的道路就是通向奴役的道路也是通向祭坛的道路……但是,我们突然从中发现了一个人,“小芋”,她的出生是个意外,她身体瘦弱,她几乎在没有爱的环境里长大,她成为母亲的累赘被亲戚寄养,她被忽略,她是一个多余的孩子,她沉默寡言她的心理活动小说家似乎一无所知付之厥如——无独有偶,第六章以“小芋的寂寞”为题,作者却以大量篇幅啰啰嗦嗦述叙欣慰与春兰私房话以及各自的男欢女爱,不仅于此,连闾逵强暴春兰都发生在已经熟睡了的幼年小芋身旁,而“小芋”究竟怎么“寂寞”统统留给了我们的想象——德·曼有一句话好像专为《驰向黑夜的女人》说的:“作者就是那个‘说得多’,却‘知道得少’的人!”


不能直接观察到小芋的心事,可以看见小芋的行动,《驰向黑夜的女人》展示了小芋一些值得分析的“标志性细节”,她封闭内心,以沉默为自保,以谎言为抵押,她预支安全和不为人注意的私人自由,她对外界保持警惕,她的选择和行动总是那么出人意外,连我们的小说家都难以想象:多年之后再遇到小芋的时候,她已经同几个不一样肤色的数位外国男人生了四个混血儿,听说之前她为了出国不惜代价,小说家的伯母对此“不可理解”,这又是蒙田为之辩护的个人经验主义判断总是会对另一种个人经验主义选择感到奇怪的生动例子——我们缺乏反对小芋这样选择的理由,只要这个选择完全取决于她的自由意志而不是被强制。小芋的父亲母亲皆为她与生俱来的“污点”,她的父亲母亲都不明不白地死无葬身之地,当周围的人都遗忘她、忽略她、践踏她之后,我们想不出她还有什么理由继续留在这块沉重的土地,她本来就是一个渺小的人,可能骨子里也是一个轻盈的人——让我们为她想象,如果这种想象不完全是画蛇添足,她的混血儿孩子不再追问他们母亲的父辈,不再纠缠他们母亲的历史、血缘、语言与传统,那么我们将庆幸小芋的遗忘或已经深入骨髓的不能遗忘的遗忘,一切历史都将进入虚无,无论是宏大的历史还是渺小的历史,终究都要接受最后的审判,终究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既然小说家在《驰向黑夜的女人》最后告诉我们小芋现在是个基督徒,那么我们就不妨想象此刻的小芋已经摆脱了不自由的大地、黑暗、苦难、屈辱、恐惧与悔恨,无数渺小的记忆与灵魂像轻盈的鸿毛那样飞向天空。唯在这个“轻与重”位置再次颠倒之时,我们才能在相反的意义上引用弥尔顿的撒旦于《失乐园》的如此呼号:

 

别了,希望;

别了,和希望一起的恐惧;

别了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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